2023年10月24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国务院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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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2023年四季度 1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增发，我们有以下解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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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为巩固中国经济复苏势头、提振市场信心，财政扩张存在必要性。
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复苏斜率稳中有升，四季度中国GDP增速有去年低基数加持，仅需增长4.4%即可实现全年经济增速目标。
短期今年增长目标实现无虞，但中期视角下财政稳增长必要性却在提升：1）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，集中体现为房地产和民间投资拖累依然较大。2）GDP平减指数连续两个季度处于负值区间，量与价的背离使市场感知更“冷”。3）习总书记曾指出“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，是完全有可能的”。2035年远景目标所蕴含的年均GDP增速在4.6%左右，但去年到今年GDP两年复合增速仅略高于4%，低于潜在增速，也不利于远期目标的实现。
我们关注到，2023年的赤字率水平已调增至3.8%左右，这与2020年疫情水平相当，意味着3%的赤字率已不再是特殊情形下的“紧约束”。特殊时期需要特殊举措，这种政策理念上的突破尤其值得高度肯定。
我们认为，此次增发特别国债更多是出于中期因素的考量，释放积极政策信号，提升资本市场信心，统筹推动今明两年经济增速更快回升至合理水平。有鉴于此，对2024年政府工作目标的设置可以更加乐观，建议设定“5%左右”的GDP增速和“3%-4%”的赤字率水平。
其次，增发特别国债有助于平衡央地间的财权事权关系。
自分税制改革以来，地方政府承担着民生和基础建设的大量事权，财权却相对薄弱（2022年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占央地总额的53%，而支出占比却达86%），客观上催生了土地财政的补充机制。2020年以来，地方政府收支矛盾更大，财力不足问题更加突出。1）房地产市场连续两年调整，持续拖累地方政府相关收入（2023年前9个月，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滑19.8%，土地相关税收同比下滑13.4%）。2）近年来，地方政府疫情防控、基本民生、基建稳增长的支出责任均在增加。
今年以来，我国多地遭遇暴雨、洪涝、台风等灾害，而前9个月水利环境相关基建投资同比增速降至-0.1%。因此，灾后恢复重建、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有着必要性和增量投资空间。
本次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给予地方政府专项支持,在机制设计上也有助于缓解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关系。一方面，由中央政府承担偿还责任，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；另一方面，据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介绍，为减轻地方财政配套压力，将一次性适当提高相关领域中央财政补助标准或补助比例，加大对地方支持力度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第三，增发特别国债有助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走向良性循环。
新《预算法》实施以来，我国曾开展三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（2015-2018年、2019年、2020-2022年），却“化解一批，又增加一批”。究其原因，积极财政政策扩张过程中，地方政府“增支减收”责任增大，因而“隐性债务”随之推升。
2023年下半年，中国开启新一轮地方隐性债务化解。此次中央政府“加杠杆”增发特别国债，将募得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，“开正门”与“堵偏门”形成合力，实则从源头上遏制地方隐性债务的再度扩张，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化债走向良性循环。
第四，为配合特别国债增发，货币政策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力。
今年10月以来，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加速发行，叠加缴税因素扰动，资金面呈紧张态势，表现为短端DR007资金利率高于7天期逆回购政策利率，股份行一年期同业存单利率升至1 年期MLF政策利率之上。
当前，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尚未明确，若最终持有人为央行，将有助于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，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程度将向前迈进一步，并打开后续的想象空间。
若1万亿特别国债以市场化方式发行，货币政策或需在总量操作上予以配合。这是因为，发行缴款短期内“抽水”，可能加剧资金面供需矛盾，继而对市场利率形成推升。因此，一方面，为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货币政策有必要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，考虑适时适度“降准”；另一方面，货币政策有必要推动实际利率进一步下行，不排除在适当时点“降息”配合财政发力的可能性，这也有助于缓解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潜在挤出效应。
尤其是，今年以来，银行中长期存款利率较大幅度调降，已为政策利率的进一步下调创造空间。据融360统计，截至2023年9月，商业银行1年期、2年期、3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较2022年末降低7bp、27bp、42bp和40bp，后三者的调降幅度均大于1年期MLF政策利率。
（文章来源：华夏时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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